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前改革的主要內容，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要深刻理解供給側改革，首先要掌握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區別。

　　

　　一、什么是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亦稱“供給經濟學”、“供給方面經濟學”，是著重從供給方面考察經濟現狀和尋求對策的一種經濟理論。該理論流派于20世紀70年代出現于美國，主要代表有蒙代爾、拉弗、吉爾德等。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供給學派的主要觀點包括：

　　

　　（一）供給自創需求（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上，供給居于首要的、決定的地位。社會的購買能力取決于社會的生產能力，而社會的生產能力就是社會的供給能力，人們在向社會提供商品的過程中自然會創造出多方面的需求。社會的供給能力越強，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不會出現購買力不足而發生商品過剩的問題（二）力主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供給學派從薩伊定律出發，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供求總是均衡的。他們宣揚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自由經營活動是促進生產、增加供給的關鍵因素，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企業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經濟體制，在市場機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種經濟變量都能自動趨于均衡，保證經濟長期地穩定發展。國家干預不僅會破壞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機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預不當而損害經濟中的供給力量，因此，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對國民經濟有害而無益。（三）通過減稅刺激投資，增加供給

　　

　　供給學派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但供給的大小取決于產量的多少，產量是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的直接結果，而生產要素的投入取決于各種刺激。這些刺激應以提高儲蓄率、投資率為目標，以鼓勵企業家冒險和創業為滿足。因此通過各種刺激就能增加生產以達到增加供給的目的。在所有的刺激中，稅率的變動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稅率變動影響著勞動力的供應及其結構，影響著儲蓄、投資以及各種有形的經濟活動。因此，應該通過減少稅收來擴大供給。（四）主張控制貨幣，反對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長期來看不會對供給和需求產生實質影響。因此，供給學派主張穩定貨幣，反對通貨膨脹。

　　

　　二、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區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質是結構調整，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從供給側改革的上述內容看，同供給學派有著顯著不同，而且雙方在具體的政策措施上也有所不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包括：減少價格補貼等不必要的支出，改革稅制，平衡預算，消除赤字；長期推行低貨幣增長率，采取有節制的貨幣供給政策；政府應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廢除一些束縛生產的規章制度，刺激企業投資積極性；適度減稅，特別是削減公司所得稅和資本收益稅。而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指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五大發展理念，以“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為總體思路，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五大重點任務，從供給側開展的結構性改革。

　　

　　三、供給側改革對金融行業的影響

　　

　　十九大報告提出，近期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守住底線，不發生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如何在穩妥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實現上述目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考慮：（一）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200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們開始十年之久的寬松貨幣周期。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已經達到167萬億，是2002年貨幣供應量的16倍。目前，美國已經開始了加息縮表的進程，如果我們繼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必然造成資產泡沫的進一步膨脹，同供給側改革的基本要求相悖，對匯率穩定帶來巨大壓力，不利于金融系統的穩定，容易爆發系統性的危機。（二）控制債務

　　

　　金融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很多，但是直接的導火索就有一個，債務。目前我國宏觀層面的債務主體有三類：政府、企業和個人。經過四年的努力，目前政府部門的債務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亂擔保亂負債的現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借助產業基金、PPP項目等方式變相負債的現象也大為減少。企業主體債務問題一直比較嚴重，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負債率，一直居高不下。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除僵尸企業，降低低效、無效產能。對于企業負債的清理工作，應該按照底線思維，循序漸進，把握貨幣緊縮的力度，在保證不爆發大規模系統性債務危機的基礎上，降低企業的杠桿。我國居民債務一直不高，但是最近兩年，在去庫存的壓力下，杠桿從企業部門轉向居民部門的傾向比較明顯，個人債務攀升迅速，從2015年占GDP的30%左右規模，迅速增加到60%，基本上翻了一番。目前住房去庫存的目標基本實現，貨幣化補貼政策也基本退出，下一步應該控制個人貸款規模的迅速攀升，避免債務率升高對個人消費產生明顯的寄出效應。

　　

　　（三）治理金融亂象

　　

　　金融亂象分為兩類，一類是新技術引起的，主要是兩種新技術進入金融產生亂象。一類是互聯網技術，產生了所謂的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有兩大功能，一個是發揮信息對稱，一個是撮合功能，但后來很多互聯網公司自己干金融的事，自己搞融資、投資，干的是金融的事，但是沒有牌照，而且不受監管，出來大量的亂象。第二個是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技術目前和金融的結合，體現的是數字貨幣。這個技術會如何改變金融行業，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看法，但是一個一致意見是必須加強監管。目前我國已經關閉了所有的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金融亂象的第二部分是改革引起的亂象，改革方向沒錯，但是配套措施沒跟上，準入條件沒有搞好，所以就產生了亂象。這一輪金融改革是從2012年開始的，應該說初衷是好的，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配套措施沒跟上，導致監管錯位，積累了大量的金融風險。

　　

　　從2015年起，中央開始注意金融行業亂象，監管部門加大了對金融行業的監管力度，2017年起，連續發布了多份監管文件，對金融行業的各種違規行為、套利行為、不當行為進行規范。新政實施一年來，治理效果明顯，呆壞賬快速上升的勢頭得到明顯遏制，金融系統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