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錄制的華泰聯合證券研究所的最高經濟學家陸磊(有10年后中央銀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經驗)通過觀看基金公司的基金管理者們的講座，感覺在陸磊先生的6小時講座中學到的宏觀經濟學的知識比在恢復日上半年宏觀經濟學的課程中學到的要多。總結歸納起來學到的心得有如下幾點:

　　

　　第一，初中宏觀經濟學理論背后存在隱性假設條件，但課堂過于重視教條式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式的背誦和記憶，忽視了這些經濟理論隱性假設條件和邏輯推理過程，結果利用這些理論預測中國經濟宏觀經濟的運行會產生很大的偏差和錯誤如，在宏視經濟學理論中投資需求與利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當利率上升時，投資需求減少，反之則相反。建立這種關系的前提是投資部門]主要是私營部門，他們的投資決策是合理的。它將權衡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和貸款利率。如果貸款利率提高，回報率較低的項目將因無利潤而終止。但在中國國有企業占據了中國的大半江山，它們存在著道德風險，即這些國企的管理層做出投資決策的出發點考慮的是自己通過做項目可以撈多少灰色收入，項目做下來能為地方政府貢獻多少GDP,而不是考慮做這個項目企業可以賺多少錢，風險有多大。結果是，國有部門的投資需求與貸款利率關系不大。即使投資項目回報率低，甚至沒有銀行貸款，國有企業仍然有很強的投資需求，因為只要有投資，國有企業官員就可以賺取更多的灰色收入，為他們的晉升提供更多的政治資本。至于這個項目能賺多少錢，這不是要考慮的主要因素。即使項目不賺錢，國有企業短期內也不會面臨破產風險，銀行和地方政府將為國有企業買單。這樣，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下，隨著國有企業主導投資和利率上升，投資需求不會下降。總之，在運用經濟理論分析各種經濟政策的效果時，我們必須注意這些理論的前提假設和邏輯推理是否與中國的經濟環境相一致，否則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心得、學習心得、短期經濟預測相關因素過多難以把握，中長期因素比較容易確定，在今后的投資中宏觀經濟分析家對中國經濟短期波動的預測不太重要，將注意力放在確定的中長期經濟前景上。陸磊的中國短期經濟波動預測的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了三個主要因素:

　　

　　(1)宏觀經濟變量的微觀基礎，即構成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投資需求和凈出口(國外需求)的微觀基礎。如果對美國的凈出口是主要的決定因素，那么美國消費的復蘇將對中國的凈出口產生更大的影響，投資需求將對國有企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產生更大的影響。因此，在投資需求分析中，應分析國有企業對相關經濟變量的響應函數。

　　

　　(2)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基礎主要是指經濟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例如，中國和日本等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是政府主導的，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在分析寬松貨幣政策對不同國家經濟的影響時，應考慮不同經濟體系下貨幣政策的影響。(3)政策偏好和政策取向是指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政府的政治目標優先于哪一個，即確保經濟增長或調節收入分配。在不同階段，經濟波動的主導因素完全不同。例如，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市場普遍認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是政府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即收入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市場受到抑制，而民營經濟通過創業板等融資渠道發展。在這種實體經濟下，股市也顯示主板市場被低估，而創業板等公司被高估。沒有對中國經濟的長期觀察和深厚的政府關系資源，很難判斷哪些因素在短期經濟波動中起主導作用。即使有上述資源，預測短期波動的可能性也相對較低。對于投資來說，投資應該做到準確率高，相對確定，中國經濟短期波動勞動力少。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分析框架主要在分析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因素收益是否可持續提高的同時，還要看中國制度改革能否充分利用這些因素。從勞動力因素來看，1999年以來大學生的擴招(2015年近600萬畢業生)是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只要這部分大學生能夠實現充分就業，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不是大問題。改革開放30年后資本要素的積累對中國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技術要素依賴于全球創新活動的結果。在制度方面，讀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人都知道，在1990年鄧小平南方巡回演講之后，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政治階層的常識。我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為促進經濟發展而進行的體制改革充滿信心。簡而言之，我認為中國經濟未來10年的中長期發展前景是比較確定的。至于短期經濟波動，我認為更難把握，所以這種不確定的判斷在未來的投資中會耗費較少的精力。

　　

　　最后，通過了解中央銀行和政府的決策機制，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決策體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央行的首要目標是控制通貨膨脹，GDP是否增長是第二個目標，當通貨膨脹發生時，央行必須承擔責任。?經濟上升時，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受到鼓勵，與中央銀行無關，同樣經濟下降，發展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委員會受到懲罰，與中央銀行無關。至于利息，中央銀行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決策權是國務院，利息是調節通貨膨脹的工具，也是調節收入(政治)的手段，中央銀行不能增加利息。?國務院負責是否增加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