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不對人”，言語通俗，道理淺顯，但寓意深邃，它體現處事原則和人生態度。“對事不對人”這一思想觀點，盡管周恩來在公開場合表達得并不多，更沒有深入闡述，但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在待人接物的交往中，事無論大小，人不分貴賤，他都能潛移默化、一以貫之地堅守這一基本準則。這其中蘊含著鮮明的實事求是理念，展現了博大的胸懷，也彰顯了高度的政治原則。

　　在糾正黨內錯誤時捐棄前嫌

　　1930年初，奉中央指派，周恩來赴蘇聯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當面匯報與遠東局的意見分歧和矛盾沖突情況。在此期間，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內部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他不切實際地夸大有利形勢和革命的主觀力量，走上了“左”傾冒險主義道路。為此，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布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李立三首先發言：“國際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趨勢，恩來同志要負這一責任。”批評之尖銳、責備之嚴苛、在黨內產生的負面影響之深重，異乎尋常。

　　8月中旬，周恩來回到上海后，立刻找李立三等人談話，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并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

　　最終，李立三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在之后召開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批判了李立三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并指出“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

　　周恩來沒有因為自己在國外時受到李立三等人的無端指責而心懷芥蒂，對他們伺機報復、無情打擊，而是以澄清問題、糾正錯誤、統一認識為出發點，給犯錯誤的人以改正的機會，給李立三為黨繼續工作留出路。周恩來也因此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扣上“調和主義”的帽子。

　　在化解政治危機時胸懷大局

　　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領導層內部在建軍思想和建軍原則上發生嚴重分歧，關于黨和軍隊關系問題的爭論日趨激烈。6月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不但爭論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局勢反而更加復雜，陳毅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則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

　　8月下旬，陳毅代表紅四軍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在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時，周恩來認真聽取了陳毅的匯報，對紅四軍的問題有了準確的了解。他不因之前毛澤東對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的抵制而耿耿于懷，不因與朱德、陳毅旅歐的共同經歷和南昌起義的生死之交而偏袒護短，堅持從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的大局出發，從有利于紅四軍壯大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不徇私情，竭力維護正確路線的貫徹。周恩來對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和前委擴大會議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內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批評，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并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了解并接受。

　　在拯救民族危亡時深明大義

　　1940年5月16日，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親臨抗戰前線，戰死沙場，以身殉國。張自忠戰前寫下遺書，表達血洗國恥、視死如歸的氣概，抱定“以死報國，以示清白”的決心。在全身多處中彈、奄奄一息時，他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英雄壯舉感人至深，與之有過交往且充滿深厚愛國情懷的周恩來聽聞噩耗，悲痛不已。三年后，周恩來依然沒有忘懷那感天動地的一幕。

　　1943年5月16日，周恩來拋棄黨派之見，專門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追念張藎忱（自忠）上將》，贊揚張自忠發揚了生死不茍、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抗戰軍人之魂”。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在共產黨的報紙上撰文緬懷一個國民黨將軍，這在當時國統區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響。

　　在處置突發事件時出以公心

　　1945年10月，重慶談判期間發生意外，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秘書李少石乘車外出途中，遭國民黨士兵槍擊，被送入市民醫院搶救。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醫院。這時，李少石因傷勢太重而去世。周恩來流下眼淚，悲痛地說：“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指廖仲愷）……如今我又看到你這樣……”

　　當時，由于環境險惡，事實真相不明，各種猜測很多。周恩來雖然滿腔悲憤，但沒有感情用事，更沒有偏聽偏信，而是異常鎮靜地等待調查結果。

　　經調查獲悉，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新雇用的司機在疾駛中撞傷一名國民黨士兵而未察覺，班長見汽車肇事沒有停下來，就開槍射擊，誤傷李少石。事情弄清后，《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披露事實真相，周恩來親自到醫院看望那名受傷士兵，給予慰問和安撫，并表示愿擔負一切醫療費用。

　　在嚴肅政治紀律時旗幟鮮明

　　1953年初，根據黨中央關于抽調各中央局書記到北京加強中央工作的決定，高崗從東北黨政最高負責人任上調中央工作，擔任新組建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自恃在陜北根據地經歷傳奇，在東北主政及支援抗美援朝時光環耀眼，奉調進京后，居功自傲，野心膨脹，結伙串聯，“迫不及待地積極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活動”，嚴重損害了黨的團結。

　　1954年2月，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上，周恩來沒有因為高崗的地位與名聲而姑息，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增強黨的團結，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并且“對犯了不利于黨的團結的嚴重錯誤的同志提一些意見”，“希望他們能誠懇坦率地繼續反省”，“更進一步地覺悟”，“不要辜負這種期望”。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后，周恩來先后主持召開關于高崗問題座談會、2400人出席的高級干部會議和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全會精神，介紹高崗等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事實，批判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了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

　　在維護群眾權益時一視同仁

　　1949年3月18日，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應中共中央邀請，由香港抵達北平，準備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起初，他被安排住在六國飯店（現名華風賓館），后因國民黨談判代表臨時入住，被移居至頤和園益壽堂。

　　到頤和園后，柳亞子覺得受到了慢待，開始發牢騷，在生活上提出苛刻要求，后來又打門衛、罵哨兵、打管理員，甚至說要“投湖”“上吊”。有關同志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沒有因為柳亞子的特殊身份而姑息遷就，決定以設宴招待的方式對其進行批評和規勸。見面后，周恩來簡單介紹了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破裂，我30萬大軍渡過長江等情況。隨后，他話鋒一轉，對柳亞子的行為提出嚴肅批評，一針見血地指出其牢騷太盛，并以朱德、陳毅和其他民主人士朋友為例，說明不許罵人、打人的道理，強調應當尊重身邊工作人員、門衛、警衛戰士，理解和支持他們的工作。禮節性地敬完酒，周恩來就起身告辭，促其悔悟。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新聞網